黄翊

郭教授紧紧抓住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以及对国家权力制约这个宪政的核心命题。

补充性行政法规是根据法律制定的，其效力低于法律，因此，如果认为独立行政法规的效力等同于法律，那么，只能推论出独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补充性行政法规。（三）属于需制定具体执行性规定的事项，透过补充性行政法规为之。

比如，澳门基本法为什么不再比照澳门组织章程的规定，明确规定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权，澳门基本法为什么不再规定行政长官有权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法令，澳门基本法在起草过程中，对这些问题是否有过讨论，等等。澳门基本法在起草过程中，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的报告亦明确指出了行政法规是出于行政工作的需要而赋予行政长官的。这里包括两种逻辑：后法优于前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我们可以举出例子说明这个道理。一种意见是立法会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修改，另一种意见是行政长官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修改。

从行政工作的需要出发，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澳门基本法第8条所说的原有的行政法规，是指原有的行政性法规，即总督制定的训令和批示。其二，在宪法上首次使用私有财产权，提高了私有财产保护的力度，在人权保障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1期。现行宪法的历次修改，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方面，都体现了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建设来促进人的价值的实现。这一修改实际上扩大了国家主席的宪法职权，主要考虑是：当今世界，元首外交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在宪法中对此留有空间。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

宪法修正案的这一规定，一方面使土地的征收与征用制度更加具体化、合理化和公平化，有利于规范现实土地征收和征用实践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具有催生相应普通立法、弥补制度漏洞和减少腐败的现实效果。另一方面，宪法的不断修改和宪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反映了我国在宪法立法、宪政建设和宪法学研究方面的进步，应该说它是这一时期社会进步和宪政进步的综合表现。

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不断推进，理论研究和国际交流日渐深化，改法制为法治的呼声成为理论界和整个社会的主流声音，终于催生了依法治国原则的入宪。总结2003年抗击非典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国际上的普遍做法，需要完善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为重大事故等紧急状态的法律制度。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9] 许安标：《宪法修改的背景、过程与内容》，载《法学》2004年第4期。

坚持宪法发展的中国特色，既是由人类宪政多元化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由中国宪政的特质和中国国情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其三，在宪法中增加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即使是因为公共利益需要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也要依法行为并给予补偿，这就为私有财产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宪法保护。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四是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修正首先是加进了建设富强国家的内容，突出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

2004年宪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加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宪法确认已有的改革成果，也需要宪法确立相关原则以保障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董和平，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对执政党的性质认识的深化和高度概括。

政治权力运行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多党合作与民主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关键词: 社会变迁 宪法作用 宪法修改现行宪法颁布以来的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和持续进步的三十年。这种实际需要所导致的宪法修改是对社会变迁过程的真实记录，也是宪法在社会变迁中发挥作用的实际表现。再次，人权入宪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观念，人们的人权意识普遍提高，这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进步的表现。[2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8条，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1期。

这一功能可以通过2004年年宪法修改得到体现。三、我国宪法修改的价值取向、基本经验与未来发展（一）宪法修改的价值取向我国宪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权利。

另一方面，国家机构的修改体现了服务实践的精神，根据实际发展的需要进行制度调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以往的僵化理论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共存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以台湾地区成功大学法律学系开设本科生、研究生课程为例，其中有德文（1-3），法学德文、民商法德文、比较刑法以及德国法学名著选读等分别均占2学分的一系列课程。第二，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进行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加快政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废、改、立。由此，文化立法的定位、体系、规划、项目、价值、内容等都需要充实、夯实。第五，在文化的视角下审视宪法文本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立场，将法律制度作为如分析制度与发展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者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11][p.8]与文化国的建设相依存和相伴随，在制度规范的构筑中熔铸和渗入应有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应有准则和有益因子，对宪法法律制度进行文化的塑造，是文化与宪法相融合的基本途径。

这是比较倾向于主张展开宪法特定领域即宪法制度、宪法权利的专门化研究的一种观点。【基金项目】此系作者主持的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ZH007）前期成果。

因循德国宪法学的体例与发展，针对宪法权利的实现与保障问题，分别立足不同类别的宪法权利的支点，综合审视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结合立法实例和司法判例中大法官论说，进行宪法解释和学理阐释，即出现相对于宪法学总论而言的部门宪法释义学。但是，支撑文化法制建设的宪法基点和学理基础还不够厚重和充分。

可见，参照台湾地区文化宪法研究的概貌，站在我国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的历史坐标下，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有：第一，文化宪法等部门宪法释义学范畴内或者如边沁所主张和奥斯汀所言的一般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10][p.1072]范畴内的研究已经处在一个面目轮廓初显的重要时刻。最后，将一定的文化见解评断作为审视和分析文化宪法权利、文化基本国策的立论基础。

首先，要进一步强调文化立法在本质上是维护、保障、促进和实现我国公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权利。[1][p.96-99]第六，尤其以文化权利宪法规范的立法转换为首要环节，就进一步在文化宪法的研究中，不能不关注宪法文本中的基本国策的规定条款，并将之在文化权利的实现与维护宪法的文化目标上的作用进行剖析。第二，对于台湾地区学者的学理引介并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对其政治立场的同情甚至认同。再次，要辩证的认识文化发展的群众性、自发性与文化促进的引导性、自觉性，既要积极又要审慎的发挥文化行政的应有功能，最后，要充分认识立法促进、振兴现代科技业态与文化内容传播的融合化产业发展的应有功能。

由此可见至今，尽管在着重本土法制构建之际，德国法学依然是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的借镜。通过这些具体法律关系中运用文化基本权理论的分析，较为开阔的将宪法学理灌注到特定领域的文化治理法律问题之上，揭示了其中的合宪性问题、在司法救济中的宪法评价问题，体现出以文化基本权为中心和依归的文化宪法研究的广阔性和实用性，因此，在部门宪法释义学的层面上具有了比较充实的内容和直接应用的价值，对于延展、检验和发展宪法权利学说，推动宪法学说的体系化、增强宪法解释的针对性有着积极的作用。

最后，在结论与建议中，整合与检讨文化宪法与文化国的问题，以奠定文化法制的发展基础（第七章）。我国台湾地区承续大陆法系中德国宪法学说关于基本权利功能、文化基本权利、宪法基本国策、宪法审查机制、文化价值秩序等的学说脉络，在文化宪法研究作为部门宪法释义学的领域和层次上，重点分析了文化基本权利的本体性和文化法律制度的合宪性等一系列问题，为认识我国现行宪法文化权利条款的性质地位、内容设定及其边界限度，并由此提出文化立法的原则基准与发展趋向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照。

首先，从自我实现作为广义文化基本权的本质出发，试着由文化基本权作为主观与客观法的意义，建构文化宪法的宪法理论基础（第一章）。[1][p.129]其次，其所谓的有的放矢是针对台湾地区所谓宪法实施中的立法事项、规制措施或者司法解释（以及判例）进行评价和批评。